1月27日，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播出至第10集。在对该剧的首篇剧评分析中，我提到这部《太平年》的叙事底色是“中国历史精神”。有读者留言提及“对于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”一语华融配资，这留言让我感动落泪。这样的读者，显然具备钱穆先生历史学的学识基础，且能看懂这部《太平年》。
《太平年》这部电视剧，并非单纯讲述五代十国的历史故事，而是要展现这些历史背后的“中国历史精神”。此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什么是“中国历史精神”？在这部电视剧作品中，哪些地方体现了“中国历史精神”？经过10集的内容，我认为可以深入探讨一下，这部《太平年》堪称《觉醒年代》的兄弟篇。
这种精神，在剧作中主要体现在两点。一是人民视角，二是悖论关系。这两点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。我们不妨分别进行分析，具体到《太平年》的具体内容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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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人民视角呢？这个词，过去叫黎民苍生视角。任何叙事都有其态度。大家上过中学都知道，历史记载是有态度的。而中国史最重要的态度，就是以黎民苍生为重。具体到《太平年》这部电视剧，契丹兵攻到开封，是以谁的视角叙事呢？
显然，不是契丹视角，也不是张彦泽视角，甚至不是赵匡胤等人的视角，而是黎民苍生的视角。站在黎民苍生立场的，就会成为正派角色的叙事视角。所以，契丹打来时，《太平年》用大量篇幅呈现几万黎民苍生如何逃难进入开封，如何被安置，妇孺如何住进皇城里等。这样的叙事，是典型的“兴亡百姓苦 ”的叙事。
张彦泽进城烧杀抢掠3日，《太平年》用一场蒙太奇桥段展现，其叙事态度是站在黎民苍生这边的悲愤。一部历史剧，若站在帝王视角讲他们称王称霸，那必然是烂剧。反之，站在黎民苍生视角，讲天下为何乱成这样，如何才能不乱，黎民苍生如何才能安居乐业，那它就具有中国历史精神。
中国历史精神，不为帝王谋权势，而是为黎民苍生谋生存。我们读中国史时产生的温情与敬意，正是那些为黎民苍生谋生存的信念感所致。比如华融配资，在《太平年》中看到黎民苍生受难，感受到剧作叙事态度的悲愤后，我们会对剧作升起敬意。这样的戏，是我辈读书人才会创作的，而非腌臜之徒搞出的烂剧。
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中，最为重要的叙事精神也是如此。那些学者大儒们探究的也是如何让中国不再沉沦，让黎民苍生安居乐业。其实，在这一点上，五四学者和中国传统士大夫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个人民视角，让《太平年》与《觉醒年代》极为相似。
什么是悖论关系呢？
要知道，真正的思考并非直接给出答案，而是至少提供两个相互背离的思路，形成对立关系，让听众、观众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实现重新思考。有水平的电视剧都会呈现悖论关系的桥段，留白给观众，让观众自己思考，从而得出更深刻的答案。
比如，在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中，清末大儒和新文化学者辩论古文与白话文谁更简洁时，有个有趣的包袱——胡适之问大儒，有人邀请自己做官，自己不想去，用古文怎么回答，大儒文质彬彬地说了几句儒雅的客套话，而胡适之只用三个字：干不了。到底哪个更简洁，并未给出明确答案，而是抛出这个包袱，把问题留给观众。观众能思考到什么深度，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储备。
同样的悖论关系在《太平年》中也存在。最新几集中，钱弘俶常以赤子童心的视角发问。那几次发问都非常真诚。这是干净纯粹与历史肮脏之间的悖论，且历史肮脏似乎必然与纯粹产生关联，甚至是递进关系。比如，钱弘俶质问郭荣为何要杀灾民那场戏，就很值得思考。灾民抢夺粮食，郭荣用杀人的方式维持秩序，是对还是错呢？低端观众可能立马觉得这样做对，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仁义。而《太平年》的叙事态度并非如此，它将更多的悖论关系呈现给观众，让观众自己思考。哲学上讲，经过思考的内容才是有价值的。
甚至桑维翰这个角色本身就是悖论关系的载体型角色。是他撺掇石敬瑭，要实现自己的朝廷就得把幽云十六州送给契丹。历史大儒王夫之说桑维翰是“万世之罪人”。老王为何这样说呢？因为老王是明朝遗民，明清之际也是儒家政权转给了番邦夷狄。王夫之看似骂桑维翰，实则骂明末那群人。
“万世之罪人”桑维翰，却在开封之乱中安抚南唐，在张彦泽夺取开封府时正义凛然、慷慨赴死。错与对，在《太平年》中形成了悖论关系。这种关系引导观众探索更多知识，从而形成更完善的中国历史精神思考。
基于此华融配资，我才说《太平年》具有中国历史精神，是古装版的《觉醒年代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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